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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•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多難——當城鎮化遇到老齡化
      • 發布者:余為軍  來源:網絡  時間:2016/4/1 11:21:35         字體:[  ] [打印] [關閉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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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• 關鍵字:2016-4-1 中國的城鎮化一向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,目前相對低的城鎮化率,被不少學者當作中國經濟具有很大發展潛力的理由。而且,過去30多年來,大量的農民進城,同時,新城不斷崛起,使得城鎮化進程處于加速中。然而,15年的流動人口突然減少了500多萬。為何不斷擴大的流動人口突然規模減少了呢?除了經濟增速下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外,恐怕與人口老齡化有關。因此,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城鎮化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,應該考慮到老齡化因素對城鎮化的拖累作用。
      •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多難——當城鎮化遇到老齡化

        2016年04月01日 07:29

        來源:鳳凰財經綜合 作者:李迅雷 


        中國的城鎮化一向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,目前相對低的城鎮化率,被不少學者當作中國經濟具有很大發展潛力的理由。而且,過去30多年來,大量的農民進城,同時,新城不斷崛起,使得城鎮化進程處于加速中。然而,15年的流動人口突然減少了500多萬。為何不斷擴大的流動人口突然規模減少了呢?除了經濟增速下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外,恐怕與人口老齡化有關。因此,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城鎮化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,應該考慮到老齡化因素對城鎮化的拖累作用。


        中國的城鎮化率被低估了


        官方公布的2015年的城鎮化率達到56.1%,居然比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高出4.6個百分點。這也太離譜了。我查了一下,十二五規劃之所以把2015年的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設定為51.5%,是因為當時還未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,所以,2009年的城鎮化率官方數據為46.6%,如果增加1個百分點,那也不過是47.6%。等到2011年4月普查數據公布,才將該2010年城鎮化率的數據上調至49.68%,整整低估了2個百分點。


        實際上,當年本人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還沒有結束之前,就撰寫一文《中國城鎮化率被低估了》(《新財富》2010 年第10期),提出城鎮化率新的計算公式:城市化率=(總人口-農村常住人口)/總人口=1-農村化率。


        其涵義是,由于農民工經常從一個城市流向另一個城市,假如這兩個城市他都沒有居住滿6個月,則他就不能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,盡管他離開農村超過6個月以上了,也不能被統計為農村常住人口。如果抽樣調查只是在城鎮統計城鎮化率,那么,他就未被統計進去。


        當初我的邏輯是:既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的第二大國,且第一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%了,那么,中國的城鎮化率就不應遠低于全球51%的平均水平。所以,我把2010年的城鎮化率估算為50-55%。(公布為49.68%)。


        即便從11-15年城鎮化率有一個較快的提升,即從49.68%上升至56.1%,我還是認為存在一定低估。理由是中國目前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,人均GDP超過8200美元,屬于中高收入國家,按這樣的大國經濟地位及平均GDP水平來衡量,對應的城鎮化率水平應該在60%以上。如日本8000多美元的人均GDP所對應的時間是70年代初,對應的城市化率大約是70%。  


        周其仁教授曾經撰文指出,中國的城鎮化率遠遠滯后于工業化率。如中國15年的工業化率(工業增加值在GDP的占比)為40.5%,城鎮化率為56.1%,那么城鎮化率/工業化率為1.38。但2010年,美國的城市化率/工業化率為4.1,即城市化率高達工業化率的4.1倍。同年同一比值,法國為4.11,英國為4.09,德國為2.64,日本為2.48,共同呈現出城市化率遠遠高于工業化率的特征。


        本人認為,將城市化/工業化這一比率與發達國家比,有點勉強,畢竟人家的服務業發達,占比很高。但與工業化水平正在提升的發展中國家比,還是有可比性。中國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(服務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),但城鎮化率的水平卻只比欠發達國家高一點。顯然存在低估可能(詳見本人2010年的《中國城鎮化率被低估了》一文中的理由)。


        因此,本人判斷,目前中國的實際城鎮化率應該在60%左右,即被低估了4個百分點左右。隨著流動人口數量的減少,城鎮化率的提升速度理應放緩。


      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:我們是否已經老了


        二戰之后,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大致是在1965年,韓國是在1995年,而歐美等發達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就更早了。簡單地說吧,歐美等國早就功成名就,日韓及香港、新加坡等新貴也早已金榜題名。南美及東南亞諸國則屢考不中,被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了。


        中國呢?目前正向高收入國家目標沖刺,這應該是向該目標沖刺的最大年齡段的“運動員”了。中國當前的人口年齡結構,相當于日本1990-95年時的人口結構,中國人口年齡與20年前的日本類似,但那個時候,日本經濟、金融泡沫已經破滅,經歷著“失去的20年”這一漫漫長夜。


        因此,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是很大的。因為從供給的角度看,勞動力在減少,勞動力的成本在上升;從需求的角度看,勞動年齡人口同時也是消費主力人口,故勞動力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消費需求的減少。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投資和出口,勞動力年齡人口減少不利于消費。所以,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“馬力”不足了。


       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目前要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大前提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需求不足。所以,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現象,此話不假。而目前不僅是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,全球都面臨人口老齡化,這才導致全球性的需求不足。而在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,還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,全球都還都沒有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。而且,這些跨越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是出口導向型經濟,即它們除了為自己打工掙錢外,還可以為別人打工掙錢。


        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的高增長,基本上也是復制東亞模式。但問題在于,原先基礎太差,基數太低,當你竭盡全力快要沖刺的時候,卻因前期體能消耗過大而力不從心。如目前的出口已經負增長,制造業的增加值也到了歷史低點。


        所以,對當前經濟回落最通俗的解釋,就是人老了,勞動力減少導致勞動成本上升,企業賺錢難了。2015年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只有63萬,要知道,5年之前外出農民工新增數量超過800萬人。兩個原因,一個是農民老了,第二個是農民少了。通常說,現在在農田里干活的三個農民的年齡加起來超過200歲,我也曾經計算過中國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,發現被高估了近1億人。所以,對城鎮化率低估,不僅僅是統計數據的偏差,還會影響到政策的正確性。


        數字超越下的悖論:全球高收入國家人口不應占到40%


        世界銀行目前對于高收入國家的定義是人均GNI(國民總收入)超過12616美元。目前中國的GDP總量與GNI相差很小,所以,也可以用GDP來替代。按照十三五規劃,2020年的GDP總額不低于92.7萬億,2020年的人口估計為14.03億,那么,人均GDP將超過6.6萬億,按現在的匯率折算為美元,大約是1.1萬億。還是與世界銀行的設定的門檻有一定差距。這里,還沒有考慮人民幣匯率貶值因素。但這一因素實際上是人們預期比較強烈的。


        假如2020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7:1,也就是5年累計貶值7.7%,年均貶值幅度為1.54%,這樣的估算應該不算過分。那么,到2020年的人均GDP為9429美元。因此,即便考慮到GDP規模可能超過十三五規劃預期目標的因素,要達到人均12616美元的目標,恐怕難度不小。


        也許,到2025年中國的人均GDP的確可以超過12616美元,但屆時世界銀行估計也會上調高收入國家的標準,因為全球的貨幣在泛濫,美元的購買力也在不斷下降,如上世紀70年代,人均GNI超過7000美元就算是高收入國家了。如今則早已翻了一倍。


        再者,中國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約19%,接近20%,而按世界銀行標準,目前被列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比重也就20%,這也符合二八定律。假如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也被列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,則全球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就接近40%,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,相信世界銀行也會再度提高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NI標準。


        因此,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,不是簡單地認為只要人均GNI超過某個門檻,就算成功跨越了。而是在于,當你跨越這個門檻之后,經濟增長的勢頭依然維持,而不是精疲力竭、止步不前。比如1965年,日本人均GDP 7000美元,1975年達到2萬美元,1995年,日本的人均GDP達到4.25萬美元的高峰。也就是說,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成為高收入國家之后的30年里,并沒有就此止步,而是繼續保持增長。同樣,韓國95年的人均GDP為1.1萬多美元,如今則是2.8萬多美元。


        結構問題只有靠結構性改革


        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在95年達到峰值,而GDP的峰值也是95年。人均GDP在95年也達到了歷史峰值4.25萬美元。如今,日本的人均GDP只有3.25萬美元,比20前還少。韓國也有類似情況,即95年之后,GDP增速顯著放緩。


       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是從12年開始的,第三產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的時間是在13年,GDP增速的放緩是從11年開始的。種種跡象表明,人口因素已經導致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。經濟增速的放緩,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出來。如企業債務率過高,庫存積壓,產能過剩等。此外,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并沒有得到改善,這也影響到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的兩端。比如,有效供給不足的典型案例是中國人到日本去搶購馬桶蓋。但同時,中國迄今還有超過6億人沒有使用上馬桶。說明有效需求的問題比有效供給更嚴峻。


        這實際上是收入結構問題,即收入差距過大。這種問題不能通過貨幣政策來解決,只有通過對財稅體制的改革來縮小差距。



        因此,在如何評判中國經濟現狀時,不能只看一個維度,而需要看多個維度。不能只看這幾年的經濟,而是要看今后5-10年甚至更長時段的經濟變化趨勢。


        結構性問題除了產業結構、人口結構、收入結構等,此外,還有區域結構問題。如不少中西部城市的人口流出現象,包括重慶等直轄市。試想一下,一個人口不斷外遷的城市,要讓他們去房地產庫存實在是得不償失。因此,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最有效的辦法是放慢GDP增速,而不是加快。因為加快對于去杠桿、去產能都是不利的,過去中國經濟增長過快,導致了債務水平過高,欠賬太多。如果繼續加快,則欠賬不能補,杠桿不能去。


        如此看來,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迫在眉睫,只有改善勞動力、資本(資金、土地等)和技術的供給,對現有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,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,才能防范風險、化解危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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